一张无法签发的“提单”:疫情下的“不可抗力”之辩

让梦想从这里开始

因为有了梦想,我们才能拥有奋斗的目标,而这些目标凝结成希望的萌芽,在汗水与泪水浇灌下,绽放成功之花。

你的位置:王者彩票 > 服务项目 > 一张无法签发的“提单”:疫情下的“不可抗力”之辩
一张无法签发的“提单”:疫情下的“不可抗力”之辩
发布日期:2022-04-22 10:54    点击次数:140

  3月底,奥密克戎席卷上海,拥有2500万人口、世界第一大港口的超级城市进入全域静态化管理阶段。疫情防控攻坚战的另一面,上海企业也在面临着另一重考验:被中断的生产、被积压的仓储、被滞延的物流……当往日飞速运转的商业链条被陡然叫停,如常履行的合同被迫违约,上海企业们又将面临怎样的压力?

  “如果再封二十多天,那就真的全完了!”

  4月19日,上海全域静态化管理的第15天,也是王刚(化名)所在供应链管理公司业务暂停的第27天。因公司位于浦东新区,自3月23日起,王刚的公司就被封闭式管理,禁止任何人员进入。

  上海解封日期始终未定,王刚公司的业务也无法正常开展,“我们出口的货物没有办法给客户签发提单,客户也没法付钱,国外也没法放货,物流就堵在那里……”

  “目前发出的几班货轮还没到岗,如果以4月30号为解封日的话,那么我们受影响的货物大概有上百标准集装箱的量”,王刚粗略算了一笔账,一个集装箱平均货值约几十万,受影响货值最起码有两、三千万。

  “我相信未来会有很多客人会跟我们打官司或者有纠纷”,眼见着上千万货值的货物无法顺利履约,王刚有些担心,“说白了就是国外是否认可中国的封闭条例为不可抗力?”

  疫情之下,王刚所在公司的经历并非个例,疫情导致违约的人们大多有着同样的担忧:新冠疫情,究竟算不算“不可抗力”?

  无法签发的提单

  上海港,世界重要贸易口岸。数据显示,2021年,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4703.3万标准箱,已连续12年排名世界第一。

  发达的对外贸易也催生了上万家进出口相关企业在上海扎根生长。然而,突如其来的疫情,为外贸行业蒙上阴影。眼下,部分位于上海的供应链管理公司或正在因为一张“无法签发的提单”,面临严峻考验。

  海运提单,国际计算中的一种最重要单据,是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,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。

  通俗来讲,提单既是货物收据,又是物权凭证,同时也是合同成立的证明文件。因此提单原件也可以被视为海运贸易达成的最关键文件。

  考虑到提单原件在对外贸易的重要程度,一般而言,绝大多数供应链管理公司对其都有着极为严密的管理措施。

  “一个公司的提单,代表着我们公司签发的货物凭证,按道理说,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公司放在私人手里”,在王刚的公司内部同样存在类似的机制,其提单发放要经过三个部门审核。

  “3月底临时性的封闭之后,公司不让我们去,(提单)也没人拿”,王刚有些无奈,上海的疫情防控措施下,就算拿到纸质提单,如何把提单先后寄到上海的三个区,并送至客户手中也是个近乎无解的问题。

  问题不止于此,因为事出突然,王刚所在公司的美元账户和人民币账户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:前者受制于疫情无法线下交易,后者则因没有U盾,亦无法确认交易往来款项。

  以上种种均导致了王刚公司手中的提单无法确认签发。而物流行业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一旦提单无法签发,后续的付款、放货流程都无法正常进行。

  与王刚面临同样问题的供应链管理商不在少数,一个担忧在业内弥漫——疫情导致的违约,究竟会不会为企业们带来诉讼风险?

  外贸的“不可抗力之忧”

  疫情三年间,因疫情导致合同违约的现象不胜枚举,而这类事件往往集中爆发在大规模封控之后。

  广东信达(广州)律师事务所律师齐卫国对老虎财经表示,从广州过去的经验来看,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,当年三四月份大部分企业复工的同时,也是有关疫情“不可抗力”因素导致合同违约的诉讼高发期。

  随着上海疫情逐渐向好,一场正在酝酿中的诉讼浪潮或将到来。在此之前,有关疫情究竟属不属于不可抗力的问题亟待厘清。

  在上海久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峰看来,参考上海高院发布的规则,如果企业确实受到疫情影响,就有可能被视为不可抗力因素。

  4月10日,上海高院修订完成了《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(2022年版)》,其中提及,疫情以及疫情防控措施一般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。

  但从适用范围来看,上述规定仅限于内贸企业。多位业内人士均对老虎财经表示,对于外贸而言,有关新冠疫情的不可抗力认定存在探讨空间。

  “原则上讲,在国内新冠疫情是算作不可抗力的,国内的企业,只要尽到了及时通知,而且采取积极的措施去止损,防止损失扩大,那么这就是没问题的。”齐卫国表示,但“对国际这一部分就不能用不可抗力,就是说我什么责任都不能违约,风险不用承担了,这是不行的。”

  外贸交易过程中,受合同签订细则、贸易国政策等因素影响,有关新冠疫情是否为“不可抗力”的认定情况更为五花八门。

  “具体还是要看合同如何签订,国际上,有些国家没有把新冠疫情纳入不可抗力”,齐卫国补充道。

  这一点在多位外贸从业人士处均得到证明。一位经历过2020年疫情封控的出口商对老虎财经表示,2020年时,的确存在部分国家不认可“疫情属于不可抗力”的情况。

  据了解,国际贸易过程中,贸促会往往会充当第三方角色帮助国内企业出具英文版的疫情证明。“但国外认不认又是另一回事”,一位业内人士表示,“这类文件并没有很强的法律效力。”

  在多位律师看来,现阶段,外贸行业的确存在合同违约导致的诉讼风险。“尊重各自权利,诉讼是难免的”,多位律师同时表示,具体问题还要视情况而定,一般而言只要尽可能举证“主观不想违约”,诉讼则有回旋空间。

  “情势变更”的博弈

  “2020年的时候,中国贸促会做了一个解释,就是说对于国外国际货物这部分,原则上不把新冠疫情当成不可抗力的,”提及外贸相关规定,齐卫国表示,“但是可以当成一个合同法当中规定的,尤其是民法典当中明确提出有一叫‘情势变更’。”

  这或为疫情影响下的外贸企业带来部分转机。

 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孙文在一篇文章指出,根据民法典规定,情势变更相比不可抗力,除了解除(合同)还有其他法律效果。

  比如,发生情势变更后,民法典鼓励通过当事人通过交涉、调解等各种非诉讼途径找到理想解决方案。从这一角度来看,相较于不可抗力,情势变更有一层隐含的意义——更倾向于促成合同继续履行,而非强硬地解除合同、裁判赔偿等。

  如今的外贸行业也的确存在此类操作的案例。

  “虽然的确有部分客户不认可‘不可抗力’,但我们并没有吃到过官司”,一位从事钢铁出口的外贸人士向老虎财经表示,“因为他无论从全国哪个地方购买钢材,都运不过去。跟客户做一些让步,客户也都理解。”

  外贸公司与物流供应链公司扮演的角色不同,面临的风险点也不尽相同。对于后者而言,一旦货物交付违约,位于国外的收货人或将向国内供应商索赔,而国内供应商又可能向物流方索赔。

  对于此类事件,齐卫国表示,如果收货人所在国家不认可疫情属于不可抗力,那么出口商的确会面临赔付风险,“不过一般而言,只要出口商尽力举证,赔付金额不会很多,可能就是延期的费用。”

  至于出口商与供应链管理商之间,齐卫国认为则需视二者签订合同时适用的条款而定。“如果是国内条款,那么肯定是可以被视为不可抗力,不用担责;如果是适用国外条款,那么就考虑情势变更。肯定要担责,但更多取决于双方的商议,金额也不会很大。”

  不可抗力认定之辩

  外贸行业面临的问题是上海企业的缩影,疫情之下,“不可抗力”成为企业现阶段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之一。

  有关不可抗力的认定并非“非此即彼”,随着上海疫情管控政策逐步发生变化,“不可抗力”的认定也愈发复杂。

  从广州的司法实践或可窥其一角。疫情发生以来,在广州工作的齐卫国经手了数起因疫情导致不可抗力的案件。

  2020年3、4月份,全国复工复产,广州有关疫情导致“不可抗力”的相关案件量激增。

  “比如说火车站附近的一些批发市场,因为不能开门,两三个月时间租户不能营业,这块是很大的(纠纷量)。”据齐卫国回忆,“但真正经过司法的不多,大多数还是双方同意给合同一些延期空间,基本上把危机都度过去了。”

  2021年6月,广州疫情再次反复,情况却发生变化。

  “如果这个时候你再主张以新冠疫情不可抗力这种,原则上是法院是不支持的。因为从2020年4月末之后,疫情得到基本的控制,如果在广州地区再主张新冠疫情不可抗力的这种情况下,法院原则上是不支持,因为没有到那种(封城)的程度。”

  在齐卫国看来,上海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,不同的区域影响程度不一样,双方承担的过错比例,还有对合同履行造成影响的程度,还要具体具体分析。

  “上海早期采用浦东、浦西分别封控,这一阶段主张不可抗力可能法院不会支持;到了4月初,上海管控最严的时候,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可抗力了;但是如果说今天有消息称上海有一部分工厂已经复工了,再主张不可抗力不能生产,不能发货,可能又不行了。”

  公开信息显示,目前已有多家位于上海的上市公司部分恢复经营。据泰坦科技(行情688133,诊股)消息,4月18日起,泰坦科技上海仓18万SKU现货库存恢复发货(部分危险化学品除外)。由于疫情影响,外地客户货期可能比正常情况延长1~2天,上海客户将不受影响,由公司自有物流配送。目的地受疫情管控区域暂时不能发货。

  另外,据悉上汽等企业已就复工复产展开压力测试,复工复产已在进程中。

  除了企业端的形势变化,上海各区域的管控政策也是“不可抗力”认定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。齐卫国举例称,如果是封控区,管控最为严厉,企业根本无法展开经营,原则上或可视为不可抗力。但如果是其他区域,“假设是影院,已经一部分员工可以在办公室办公,即使不能开展线下观影,其仍然不适用于不可抗力原则。”

  从某种程度上看,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,企业主张不可抗力的诉求也愈加困难。

  不过,多位法律界人士都表达了类似观点,一般而言,无论是合同法还是民法典,主流观点都是尽可能保证合同的继续履行。

  “一般法院不会支持强硬地解除合同、索求赔偿。疫情之后,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,也是修复修复经济的保障之一。”齐卫国补充道。